要说“这个世界不会变好了”这一点，我相信经历过1963年11月22日约翰·F.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很多人，对此早就已经坚信不疑，而不必等到“9·11”那天，或是俄乌冲突爆发那天——如果他们不幸等到了那一天的话。
枪响之后，总统应声倒在车里。消息传出去后，肯尼迪的一位好友，当时正在波兰首都华沙参加一项美国文化活动的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立刻被在场的人围住了。人们上来拥抱他和他的妻子埃兰，安慰他们。当总统的确切死讯出来后，那个晚上，斯坦贝克夫妇对坐了一整夜，伤心欲绝，他当时60岁出头，须发半白，依然长着那张有嗜酒农民特点的红脸膛。他跟肯尼迪并没有太密切的交往，可是，他之所以接受前往东欧的外交使命，是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民主党总统了。
约翰·斯坦贝克出身共和党人的营盘，却成了一个坚定的新政民主党人。二战期间，当时已是名满全美的大作家斯坦贝克，为他心目中的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供了很多建议。但当1952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胜选上任时，斯坦贝克曾直言“艾克没资格”，理由是：艾森豪威尔是个以看西部片为日常娱乐的人，眼界狭小，口齿不清，更兼语法混乱，语言水平太差。斯坦贝克最看重一个人的语言表达，1952年，他坚决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尽管当时他与阿德莱并无私交，4年以后两人才见面，并成为终生好友。
幽默的左翼作家
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和中篇小说《人鼠之间》，这两部金子般的作品，为斯坦贝克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名声。但在浅陋的理解中，它们被视为“劳工主义”小说，是控诉社会不公的“左派文学”，看故事梗概也有点苦大仇深的意味。尤其是《愤怒的葡萄》，描写的是灾荒下的人民，在逃难中步入绝境的“可歌可泣”的旅途。然而真正细读过斯坦贝克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某些较“轻”的特质，比如诙谐幽默。据他的传记作者杰克逊·班森所讲，阿德莱·史蒂文森第一次见斯坦贝克是在1956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当时，斯坦贝克担任特约记者，他的幽默一下子吸引了阿德莱。斯坦贝克能敏锐地捕捉现象和声音，发现其中有趣的东西，再绘声绘色地说给合适的听众。阿德莱谈笑之余告诉斯坦贝克：我这么多天的紧张，终于有个机会能放松了。
《巴黎评论》所做的斯坦贝克专题，其作者纳撒尼尔·本奇利，是斯坦贝克的好友，他也说道，幽默是这位“左翼作家”身上最耀眼的特质。本奇利说：他的幽默不是插科打诨式的，而是“宽广的想象力、惊人的知识储备以及精确的语词运用的结晶”，是“尊重语词并精准地运用语词”的结果。他的幽默拒绝分析，所以最高级，面对淫猥邪恶的东西，多数人只会用难听的语言、用脏话脏词大骂，可是斯坦贝克却能略施讽刺，不失风趣地泄愤。
本奇利说，跟斯坦贝克在一起，就好像是一直在过心理上的狂欢节一样。他举了一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为例：某年复活节，本奇利夫妇去塞格港看望斯坦贝克夫妇，清早，女士还在睡觉，两个男人先起床去做早餐。斯坦贝克“在厨房里边哼哼边忙活着，神情就仿佛在发明一种新型的烤箱一样”。突然咖啡壶里的水烧开了，不停地喷出咖啡末，炉子上蒸汽嗤嗤直冒。
“约翰（斯坦贝克）一个箭步冲过去按下了开关，嘴里嚷着：‘混账！怪不得人说我就是个白痴！怪不得没人要嫁给我！混账！’”
这种文字难以全面还原的场景，对于和他在一道的朋友来说，就仿佛天降的赏赐一般。本奇利说，他这位朋友有着真正的小孩子气，对一切新鲜东西感兴趣，每天都自觉地找乐子。“我见过的成年人里，他是唯一一个每礼拜都会一边看星期天连环漫画一边哈哈大笑的家伙。”
重新感觉美国
1960年，终于又要大选了。斯坦贝克希望阿德莱·史蒂文森再次参选，因为这次的对手是被称为“迪克”的理查德·尼克松，斯坦贝克对他的鄙视更甚于对艾森豪威尔。阿德莱得到一众作家学者的支持，不过后来，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的参议员在春季党内初选中获胜，得到了竞选人的机会。约翰·F.肯尼迪，一个擅长写作并参加过二战的政治新星，站到了尼克松对手的位置上。斯坦贝克立刻喜欢上了肯尼迪，他比阿德莱拥有更加出众的品质：人更随和，奔放，语言谈吐更有想象力。
那年，斯坦贝克做了一件大事。当时58岁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不像写《愤怒的葡萄》时那样，胸中有一股看起来鲜明的劳工主义血气。他在风景秀丽的长岛有一座私宅，可以自在地钓鱼——和喝酒一样，钓鱼也是他毕生的爱好；但同时，心脏病也找上了他，使他意识到了生命的危机。开着一辆改装过的卡车，带着法国绅士卷毛犬查雷，他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给旅行设定的理由是：我要重新找回与这个国家的联系。
“我已经有25年没有感觉过这个国家了。简言之，我一直在写些其实我并不了解的东西……这简直就是罪恶。”他在后来的游记中自述。这话未必是谦虚，他说：“身为一个写美国故事的美国作家，事实上我写的全是记忆中的美国，而记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残缺不全、偏斜不正的储藏所。”他想重新听听美国说的话，闻闻美国的青草、树木和下水道的味道，重新看看美国的“颜色与光线的特色”。这些未必能帮助他克服病痛，但至少，他可以不用像其他人那样，“一上了年纪就成了医生的俘虏。”
他的车上有大狗，还有他喜欢的书。他从小就特别热爱18和19世纪的英国作家，尤其是随笔作家约瑟夫·阿狄生。阿狄生是个出色的观察者，在伦敦及周边地区游走，渊博而又诙谐地叙述和评价着自己的见闻，而且文笔堪称英语书写的典范，斯坦贝克称誉他“就像卡萨尔斯演奏一把大提琴那样演奏语言乐器”。他也积极地向阿狄生靠拢，把自己的卡车停在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有“戏”的地方，和那里的人交谈。
例如，在一家汽车旅馆，他发现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塑料制品，而且擦洗得一尘不染，然后，他看到旅馆的女侍者表情很怪：既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不高兴，脸上什么都没有。他就和这女人聊天，得知她不久后就要去佛罗里达，可是她在那里没有别的计划，仍然是找一个旅馆，继续做她的服务员，挣钱度日。斯坦贝克评价道：这个女人活着，就是在消耗能量和快乐，她将快乐吸干了，却得不到半点营养。他说：“这样的人会把灰色喷吐在他们身边的空气里。”
这桩经历让他感触很深，以至于一夜没睡好。他说：“一个悲伤的灵魂要杀死你，比一个病菌要快得多得多。”
人类根本谈不上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阿狄生相信社会可以改革，斯坦贝克也是，他和平民交流，悲悯地“揭露”他们的问题，在后来的游记《横越美国》中呈现出来时并无半点装腔、扮姿态的嫌疑。他是真心想要获得对他喜爱的国家的新鲜接地气的认识，同时也相信，揭示人类的缺点就是在改善人类。他的游历，是为自己一直在活跃的心灵找到一个能够不断提供刺激的空间，游走的眼睛和耳朵摄取到的印象，逐渐在他那如同照相纸一样的头脑中显现、形成。
他不仅去别人的地方交谈，还把他遇到的人请进自己的车里聊天，于是就有了如下的一次美妙邂逅：那一日，他在一个农场停车，想买些鲜鸡蛋，当地农民说，你可以把车停在溪边过个夜。斯坦贝克觉得这人很友善，就邀请他到车里来喝杯咖啡，并为他倒了一杯21年陈的苹果酒。饮料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他们开始谈天说地，谈到赫鲁晓夫、联合国，谈到美国大选，谈到人认识和思考问题方式的变化。
那个农民说，他爷爷有一种坚信，坚信自己了解一切，而他自己这一代人却一片茫然：“我爷爷知道全能的上帝有多少根胡子，而我甚至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用说明天了……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没有办法去思考问题。”——因为不知道，所以给出意见又有什么用呢？
这番话，让斯坦贝克生出了如下的思考：
人类也许有100万年的时间来适应火——作为一种事物，同时也是一个想法的火。从一个人的手指头被遭到闪电击中的树灼伤，到另一个人在山洞里拿着一些火，发现它能让他保持温暖，这之间也许过了10万年的时间，而从个时候到底特律的炼钢高炉——又过了多久呢？
而现在，我们手上已有了一种力量，而且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可我们却没有时间去形成思考它的方法，因为人类必须先有感觉，然后才有语言，才能逐渐靠近思想，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在过去是如此。
他说的“力量”无疑是在长崎和广岛两次爆炸后，在美苏十多年冷战后，世人都已了解和担心的核武器的威力。面对这种毁灭的可能性，人类根本谈不上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在游记中，他经常问自己：“我知道些什么？我理解些什么？”至少，“我不是为了收集一些趣闻轶事才克服自身的懒惰的，我是抱着了解美国是什么样子这一愿望而出发的”，那么“我”是否真的如其所愿地了解了我想要了解的美国和美国人？他经常跟大狗查雷说话，而那狗也真的会给他回应——有一次，他循着查雷的提议爬一座河边小山，结果摔了一跤，却意外地在脚下发现了一块裂开的小石头，石头里有云母。“不是什么财宝，但也是一样好东西。我把石头放进口袋里，我们去睡觉了。”这段情节真有浓浓的禅意，和十多年后罗伯特·波西格的那本风靡世界的《禅与摩托车修配艺术》中的许多记述不谋而合。
肯尼迪和“语法”
《横越美国》的对话和情节很多是虚构的，对此有一个最好的铁证，就是当他在1962年写完初稿后，曾做过大幅修改，才在春夏季将其出版。书的第一稿收藏在了纽约的摩根图书馆里，其中可以读到斯坦贝克最初是把他的妻子埃兰写入书中的，也就是说，这段旅途并非只是一人一狗，至少有一半旅程是夫妇同行。而夜晚，斯坦贝克也是住旅馆的，并非像修改后的稿子所示，一直睡在卡车里。可是，斯坦贝克主动捐赠了初稿，这说明他不在乎读者发现自己隐瞒的实情；并且他在书中也多次发表免责声明，说他的叙述并不是忠于事实的。
而第一稿中后来被删除的一段内容，叙述的正是1961年，斯坦贝克在华盛顿参加肯尼迪就职典礼——这次典礼也是他的长途游历的一部分。他喜欢华盛顿，更热爱肯尼迪，不巧的是，那次冬季典礼被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所破坏，以至于斯坦贝克不无自嘲地说，当他被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深深温暖时，他妻子的脚却冻僵了。他的记述充满了那种信手拈来的幽默，机智而不无善意，他说，当牧师上台做一段长长的祷告时，“我想我是唯一一个一边听祷，一边把妻子的脚放在大腿上用力揉搓的男人，上面每说一句，我就要揉一下”。他说有一句祷告词，“听来像是以阅兵的口吻在向神灵发出的一般指令”，而另一句词则是“让上帝了解当今事态的最新情况，以便对它做修改”。
后来，肯尼迪还给斯坦贝克写了一封信，对祷告太长而致歉。肯尼迪也很风趣，而斯坦贝克像欣赏像阿狄生那样了不起的作家一般欣赏肯尼迪的演讲，他说它的内容和风格是如此统一。由于他参加了典礼，并且得到总统的亲笔回应，一些新闻界人士就认为他在新政府中担任什么工作了。每当被问起时，斯坦贝克就尽兴地开玩笑，他一会儿说，自己已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了，“只是还没穿上制服”，一会儿又说，“我是新任公共卫生和道德及消费者教育部长”。而当他发表对肯尼迪的演说的看法时，斯坦贝克面对着所有的电视观众说：
“语法（syntax），它已经恢复到了共和国的最高位置。”
说一个政治家的语法出色，这是很高的赞誉。在艾森豪威尔时代，总统个人的言语乏味和错乱，足以让整个国家都显得面目平庸，然而肯尼迪的言辞能让斯坦贝克心头发亮。
他们见了几次面，第一夫人，即一代时尚风云人物杰奎琳·肯尼迪也与斯坦贝克一见如故，之后他们一直有通信往来。肯尼迪的两年多执政时间，同苏联的“解冻”同步，在世界文艺的舞台上引燃了一大群火焰，一时间佳作名作迭出。斯坦贝克的《横越美国》出版后迅速走红，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魁首好几个星期。他当然很高兴，出版方维京出版社也兴奋异常，因为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本以为斯坦贝克多少有些过气了，二战结束后，他的创作尽管一直在持续，毕竟没有达到战前《愤怒的葡萄》那样叫好又叫座的高度。
在最好的时候靠传奇活着
1962年10月，斯坦贝克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次年3月，他受肯尼迪政府的委派，前往“铁幕”另一边，在东欧做了一轮文化外交活动，之后又到苏联去担任文化使节。在这次东欧之旅中，与他同行的一位美国作家，是剧坛新秀爱德华·阿尔比，这在过去十几年里是不可想象的：阿尔比是个尽人皆知的愤青，说话刁钻而胆大妄为，嘲讽一夫一妻制，写出的台词总能震惊观众。肯尼迪能批准阿尔比代表国家随行出访，这对许多保守的、在乎脸面的美国人来说，绝对是莫大的冒犯。
然后，冬季降临。肯尼迪死了，斯坦贝克夫妇从华沙直接去了维也纳，参加在那里举办的隆重的哀悼仪式。他回到华盛顿时，杰奎琳请他为亡夫写一本传记，这让他很吃惊，他告诉对方自己写不了，他必须掺杂虚构（就像写《横越美国》那样），所以无法驾驭传记体裁；他就连计划中的自传都无从下笔，因为写一本“真实的”自传，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
他的夫人埃兰回忆说，他们和杰奎琳见面多次，每次她都不舍得放他们走。杰奎琳显然把斯坦贝克视为肯尼迪的知音，她不是为他们夫妇拥有一位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知音而骄傲，她把斯坦贝克看作和先夫同一类型的人，一个有丰富的想象力、讲求准确的文法和真实的表达、不乏率真之气，以及最可贵的一点——拥有有教养的幽默感的人。斯坦贝克一直很沉迷于15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写的《亚瑟王传奇》，他认为，马洛礼所处的时代同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相似的：两者都极为缺乏道德。1964年2月25日，在一封写给杰奎琳的信里，他写下这样一番话：
15世纪和我们的世纪有这么多的共同点——没有了权威，没有了诸神，没有了英雄，也没有了那种让人喜爱的骄傲。当人心里生出这种无望的、混沌的需求时，在我看来，人饥饿的内心是实实在在地萃取出了最真最善的本质的，这本质成就了一个人，那人则成就为了一个英雄，使得所有人都吃了定心丸，懂得了以上种种都是可能存在的。所有这些词语——英雄、传奇、骄傲，甚至胜利，实际上都被这时代的混乱和悲观主义弄得浑浊不堪、病入膏肓，其也正是我们这时代的写照。
他还有不少的安慰之语写给杰奎琳，是安慰她，也是慰藉自己。虽然没有给肯尼迪写传，但他对民主党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是尽心尽责的，也深得约翰逊的感谢。然而，肯尼迪是不可替代的，他的死所带走的美国的纯真年代，恐怕再也不会回来。
斯坦贝克竭其余力为他的国家效劳，但在尼克松于1968年当选总统后不久，他辞世了。他不必去体验水门事件时的国耻，也不用对漫长的里根年代挥洒愤恨，更不必说之后的种种不堪。“我们在最好的时候是靠传奇活着的，”他曾说，“而当我们的信念变得苍白无力时，我们就需要一个人穿上闪亮的盔甲，每个活着的人都反映一些它的光，并且做好储存，以备那人离开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