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姐妹
1907年，在教育部门为选拔赴美留学生而举行的考试中，首次出现了女学生的身影。经过考试，最终从全国选定了十一名男生和四名女生，作为官费生派遣出国。庆龄就是其中一员。这是中国“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
宋庆龄曾自豪地说：“这场考试的成绩使那些男主考官们认识到，女学生在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男学生。”
美龄听到这一消息，也要求跟着去。这一年，庆龄14岁，而美龄只有10岁。父母劝美龄晚些时候再走，但美龄却坚持要跟庆龄同行——因为有一次她生病时，父母曾经答应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面对即将出国的庆龄和准备同时赴美的美龄，父亲宋嘉树嘱咐道：“爸爸让你们去美国，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终止你们的追求。”
当时庆龄的小姨父温秉忠代表清政府出洋视察各国使馆。当年8月，经过一番曲折，庆龄、美龄终于跟随温秉忠登上了太平洋邮轮满洲里号，踏上了赴美的漫长旅途。他们一路顺风，船靠旧金山码头时，也没有发生四年前蔼龄抵达这里时所遇到的因证件“不合要求”而不准上岸的麻烦。
入境后，姐妹俩先入新泽西州萨密特镇的波特温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因为这两种外语是大学入学考试时必须应考的。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身材修长，长着一头栗色头发的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她的祖先是白俄，父亲曾在耶鲁大学辅导过中国学生，对远东的情况有所了解。校舍是租赁的，白色的墙壁，褐色的屋顶，显得朴实无华。
两个异国小姑娘在这个当时还不怎么繁华的小镇，很引人注目，以至于数十年后她们的一些师友还记得她们。这所学校一名叫埃米莉·唐纳的学生后来回忆起庆龄入学时的情景：“……有一天早晨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她们已经来了。大的那一位非常庄重、文静，年龄约莫有15岁，看来比我们都大得多。我们当时都是9岁左右。她的中国名字叫庆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称呼她‘罗莎蒙德’……我们不常见到她，因为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自然不会来参加我们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戏闹。”
宋庆龄酷爱读书，爱泼斯坦曾经说她是“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经常到学校对面的萨密特镇图书馆去借书。图书管理员路易丝·莫里斯记得，“严肃点儿的”宋庆龄喜欢看小说、传记和历史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无论是文艺的还是非文艺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
1909年夏，庆龄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文学系，9月5日正式注册读书。
美龄因为年龄小，还不能上大学，暂时留在佐治亚州的山城德莫雷斯特，在那里一所叫皮德蒙特的学校上八年级。蔼龄一位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负责照料美龄的生活。1910年，威斯里安学院新院长修订了非本院学生不得住校的规定，美龄才以“特别生”就读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来到二姐身边。当时大姐宋蔼龄已经是这所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了。三个姐妹能在异国他乡团聚，无比快乐。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宋氏三姐妹，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
梅肯是奥克穆尔吉河畔的一座小城，树木葱茏，色调淡雅。当庆龄到来时，这座城市仅有85年的历史。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坐落在这个年轻城市的小山上，四周一片苍松翠柏。
学院原来只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建筑风格的大楼，正面矗立一排圆柱，好像是一排警戒的哨兵。庆龄入校前不久，主楼改建成了维多利亚式的美丽的楼房，增盖了尖形的塔楼和带阁楼的房顶。为了保证学生们能有舒适、卫生的生活环境，每间寝室都配有大壁橱和梳洗间，每层楼都有设备完善的卫生间。
这是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很少。在庆龄留学的时代，学生人数则更少——住校生仅70余名。来这里上学的学生，不是富家千金，就是名门闺秀。一百多年来，学校培养出不少文学、医学和商业方面的人才，而宋氏三姐妹则是这所学校的骄傲和荣誉。
大学时代的宋庆龄好学深思，讨论问题时文雅而雄辩，这给她的老师和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同学们亲昵地称她为“苏西”。她的同学霍莉黛夫人和其他校友回忆，“她当年是一个有学问的、严肃的和有理想的学生”，“她温柔而好思考”，“她非常用功，从不漏掉任何一门功课的作业，总看见她在学习”。
校友们还将她跟她的姐妹们作了比较：“庆龄娇小美丽，看起来比姐姐和妹妹更庄重。她是三姐妹中最好的学生：沉思，内向，就她这样年纪的孩子来说，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
当然，庆龄当时跟她姐妹们思想上的最大差异，是她更富有爱国主义情怀、民族感情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有一次，美龄曾骄傲地宣布：“在我身上唯一属于东方的是我的脸孔。”另一次美龄对历史老师说，她不想听关于1860—1864年间解放黑奴的美国内战的讲述，因为她作为美国的南方人感到厌恶。这意思是说，年轻的美龄不仅把自己看作是完全的美国人（除了她的皮肤），而且是属于美国南方奴役黑人的上层阶级。然而，年轻的庆龄却极端厌恶美国上层人士对东方人的歧视和对黑人的压迫，在她的心目中，这些都是基督徒习俗中的严重缺点。
在美国度过的5年中，父亲经常给她写长信，寄剪报，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她把这些材料编排剪贴起来，从中看到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前进的步伐。当慈禧太后死去的消息传到梅肯时，庆龄暗暗庆祝了好几天。
跟她同寝室的同学还记得，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她收到父亲寄来的第一批制作的新国旗——五色旗，马上跳上椅子挂在墙上，并把原来悬挂的清朝的龙旗扯下来，扔到地上，踩了又踩。她还情不自禁地喊着：“打倒龙旗！高举共和国的旗帜！”有一次班上讨论问题，有同学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多地考虑国家大事，而不无忧无虑地享乐。她回答说：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
宋庆龄的英语十分出色。在美国读书期间，老师称赞她：“在英文课的班上，她写的文章最好。”由于宋庆龄拥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和漂亮的文笔，据威斯里安校刊记载，宋庆龄为“1912年一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The Wesleyan）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HarrisLiterary Society ）通讯干事”。
在介绍庆龄的大学生活时，不能不特别提到她撰写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品。她的抒情诗《致珍妮·多特里》是一位“美妙”的姑娘“在一个美妙的世纪、一个美妙的年头的一个美妙的日子”写的一首“美妙的诗”。她撰写的童话故事《四个小点》和回忆散文《阿妈》，表现了她仁慈的胸怀和对下层人民的挚爱。跟她的文学作品比较起来，庆龄的政论显得更为精彩。
1911年11月，宋庆龄在院刊发表了《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一文，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在教育、文化、社会改革诸方面对祖国的巨大影响，抒发了自己学成归国之后愿全力以赴克服时弊的崇高愿望和坚定信心。
1912年4月，在获悉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她在院刊发表了一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她写道：“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的最伟大的事件。这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遭到剥夺。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在引用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名言——“中国一旦动起来，整个世界将为之震动”之后，她接着满怀信心地写道：“实现这个预言的日子似乎已为期不远了。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居住在地球上最大王国的民族，她的文明如此光辉灿烂，不能不对人类的进步产生自己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年仅19岁的庆龄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文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激情，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引用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名言“中国一旦动起来，整个世界将为之震动”，被中国留学生和广大华侨传为激励爱国豪情的警句。
宋庆龄大学毕业照。威斯里安毕业生年鉴上对这照片的说明是：“从她的双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
1913年4月，庆龄在毕业前夕又发表了一篇论文《现代中国妇女》，指出女孩子的智力并不比男孩子差，因此在提高占人类半数的男子的素质时，不能忽视提高人类的另外一半。同时，她号召妇女要获得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则必须靠自己在工作和斗争中去争取，而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所以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女留学生，为了共同的幸福就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她预言“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必将与男人并驾齐驱”。这篇论文，表述了庆龄早期的妇女观，也表明她在初现政治才华的时候，就把妇女解放问题跟社会改革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1913年春，20岁的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
《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宋庆龄》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漱渝 梁雁/著
本书以宋庆龄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为主要线索，对传主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人生努力，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绘。特别记述了宋庆龄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革命生涯，包括辛亥革命低潮时捍卫共和、第一次国共分裂时捍卫三大政策、中共遭受严重挫折时支持共产主义事业、抗战中响应中共号召投身民族独立斗争等。
【作者简介】
陈漱渝，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著作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等。专著《宋庆龄传》获1989年全国希望杯图书荣誉奖、吉林图书二等奖。
即刻拥有——
历史 | 人文| 美学 |科普|励志
联系电话：010-57350596
邮箱：hezuo@cyp.com.cn
（投稿请在邮件主题上标注。）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
